这也是一种“反思启蒙”，即是笔者对“欧洲‘启蒙运动’”的反思，亦即反思其形而上学，这与后现代主义的“反思启蒙”是一致的。这里讨论的“启蒙”，与本文讨论的“启蒙”之间是这样一种关联：人们在启蒙之前固有一种旧的主体性——前现代的臣民人格，而在启蒙之后则获得一种新的主体性——现代性的公民人格；新主体性的获得，源于旧主体性的解构；而解构意味着消解主体性，即消解某种存在者，此即所谓“无物”，这就给新主体性的诞生留下了空间、敞开了可能性。
所以，启蒙问题的关键在于“主体”问题。这就是说，这里存在着几个基本问题：受蒙蔽者是谁？受到谁或什么东西的蒙蔽？祛除蒙蔽者又是谁、即由谁来祛除这种蒙蔽？
1、启蒙的对象或其消极主体：从臣民到国民
受蒙蔽者是人，祛蒙蔽者也是人，即都是主体，这就意味着启蒙之中存在着两种主体：祛蒙蔽者是积极主体；受蒙蔽者是消极主体，即是前者的启蒙对象。
但是，“主体”并不仅仅是一个哲学上的抽象概念，而是现实的“社会主体”的一种哲学抽象，即是一种与“社会”有密切的内在关系的观念。所以，哲学才会在近代发生“认识论转向”，其实就是“主体性转向”（subjective turn），这并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因为近代社会发生了“现代性转向”（modernisticturn），社会主体发生了转变。
社会主体的转变乃是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结果：
生活方式的演进乃是一切历史及观念史的本源。生活方式，梁漱溟谓之“生活的样法”，并以之为“文化”的“源泉”。具体来说：（1）生活方式的转换导致社会主体的转换。有怎样的生活方式，便有怎样的人的主体性，诸如宗族、家族、公民个人等。……（2）生活方式及其主体的转换导致社会情感倾向的转换，其根本是“仁爱”情感对象的转换。……人是“制礼作乐”——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（弘道）的主体，而非相反。（3）社会主体及其情感对象的转换导致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转换，于是乎有历史形态的转换，如王权社会、皇权社会、民权社会等。[44]
就中国的历史看，王权时代的社会主体是宗族，皇权时代的社会主体是家族；而民权时代的社会主体是国民（civics）。[45]“仔细体味这样的‘国民’概念，不难发现它同时含有两层意谓：一层意谓是集合性概念，对应于‘nation’（全体国民），这个英文词还可以翻译为‘国家’或‘民族’；而另一层意谓则是个体性概念，对应于‘citizen’（公民）或‘civilian’（市民）等。”[46]
所以，“启蒙”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、或时代性的概念。简而言之，儒家启蒙的时代涵义就是：将前现代的人——臣民从皇权专制及其观念形态中解放出来，使之成为现代性的人、个体性的人——国民、公民。因此，李泽厚说：“以西方的个人主义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集体主义，就是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题。”[47]李泽厚这个判断的唯一错误，是把“个人主义”看作“西方的”，殊不知早在“西学东渐”以前，儒家的个体主义观念已经产生（详后）。[48]
2、启蒙的祛魅对象：皇权专制及其观念形态
将臣民从皇权专制及其观念形态中解放出来，这涉及两种对象：
（1）中华帝国皇权制度。中国的皇权专制，从秦朝到清朝，持续了两千年之久，到辛亥革命才被推翻，然而其现代变种却依然存留，不断出现各种形式的“复辟”。这是因为这种制度的社会基础非常顽强，而这一切又是因为中国人的那种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尚未改变。
近来竟有某些所谓儒家为皇权专制辩护，认为那不是“专制”；有人甚至认为那是“儒家宪政”，比现代民主宪政更高明。但这类概念游戏并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：“乾纲独断”的皇权制度乃是启蒙的祛魅对象，必须接受理性的批判；否则，这种制度下的“人民”只会永远是没有人权的卑贱温顺的“臣民”。
直到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人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才算真正发生了彻底的转变，尽管这种转变的制度效应暂时尚未展现出来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改革”其实是最彻底的“革命”。但是，人们的思想观念依然严重地滞后，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抱持着中华帝国的观念形态：
（2）中华帝国意识形态。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“三纲”。近来竟有某些所谓儒家主张恢复“三纲”，这实在是儒家的耻辱。为了中国“人的解放”，以“三纲”为核心的伦理政治观念体系必须作为启蒙的祛魅对象，接受理性的批判；否则，这种观念下的“人民”同样只会永远是没有自由的“臣民”。
3、启蒙的积极主体：儒家
这里所说的作为启蒙的积极主体的“儒家”，不是说的历史上的所有儒家。儒家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“与时偕行”的，所以才会有王权时代的列国儒学，有皇权时代的帝国儒学，有走向民权时代的现代新儒学。正如孔子乃是“圣之时者”[49]，真正的儒家总是回应着时代的呼唤，儒学也由此而“常新”。今天的儒家，理应成为启蒙者；其中从事理论工作的，应当自觉地成为启蒙思想家。
这里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历史事实：任何新时代的来临，总有先知先觉者；任何时代的观念转型，总如孟子所说的“以先知觉后知，以先觉觉后觉”[50]；这些先知者，通常都是知识人，诸如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“诸子”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中的“学者”。
先知者的启蒙，乃是“自得”。孟子指出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则居之安，居之安则资之深，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[51]所谓“自得”，其实乃是一种“生活领悟”[52]，亦即在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中的感悟。有一些人特别具有敏锐的感悟能力，如艺术家、记者、思想家等，他们率先听见“生活”的“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”[53]。
后觉者的启蒙，其实也是一种“自得”。孟子指出：“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……。放勋曰：‘劳之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；又从而振德之。’”[54]放勋所说的“使自得之”，即后知后觉者的“自得”。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，人们总有一天是会觉醒的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被启蒙者也是主体；而且，经过启蒙之后，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体。
这里将真正的儒家视为启蒙的积极主体，并不意味着其他各家各派就不能成为启蒙的主体；恰恰相反，真正的儒者应当敞开胸襟，与其他启蒙者相互呼应，共同为“人的解放”努力。
[33]参见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-8页。
[34]《周易·蒙卦》：“初六：发蒙。利用刑人，用说（脱）桎梏；以往，吝。”《周易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周易正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
[35]《论语·述而》。《论语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
[36]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，徐铉等校定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3年版。
[37]《诗经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
[38]应劭：《风俗通义·皇霸·六国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[39]参见黄玉顺：《易经古歌考释》，修订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65页。
[40]参见黄玉顺：《易经古歌考释》，修订本，绪论，第12-13页。
[41]《荀子·解蔽》。《荀子》：[清]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，《新编诸子集成》本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
[42]参见黄玉顺：《易经古歌考释》，修订本，第62页。
[43]黄玉顺：《儒教论纲：儒家之仁爱、信仰、教化及宗教观念》，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《儒学评论》第五辑，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；收入黄玉顺《儒教问题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。
[44]黄玉顺：《论儒学的现代性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6年第6期。
[45]参见黄玉顺：《论儒学的现代性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6年第6期。
[46]黄玉顺：《国民政治儒学——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》，《东岳论丛》2015年第11期。
[47]李泽厚：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7页。
[48]参见黄玉顺：《论儒学的现代性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6年第6期。
[49]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
[50]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。
[51]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
[52]参见黄玉顺：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“生活儒学”问答》，见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65-73页；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，第40、113-128页。
[53]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。《诗经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
[54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
责任编辑：张小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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